五月二十日，董事会复核人员资料事件。

周萍把会议材料分成事实、责任、补偿和未来用途四册。第一册已经厚到一百八十多页：授权、导出、颜色公式、排班记录、副本清点、二十七人通知和阮秋四个问题。没有一页能证明谁故意挑病假员工，也没有一页能否认名单影响过机会。

严陆先发言。

“我不接受把它叫非法名单。”他说，“数据来自真实劳动与排班，获取有授权，系统用于人员连续性，没有卖给第三方，没有公开病名。问题是用途过宽和项目执行，不是名单本身错误。”

外部律师同意一部分。资料取得中，劳动与排班记录有正当业务需要；住宿与紧急联系人原本也为保护用途收集。颜色模型和全表共享超出部分员工合理预期，授权又过宽，必须纠正。不能简单说所有资料都不该存在。

严陆抓住这点：“那董事会应认定流程需要改进，而不是公司用错了名单。”

红姨坐观察席：“你非要保住哪两个字？”

“不是保字。若写公司用错员工名单，所有经理会以为病假、出勤和住宿以后都不能碰。夜班安全、工资与接送怎么做？”

“写清哪一项错，不会没人敢发工资。”

严陆说，管理必须允许合理判断。一名员工过去经常临时换班，经理在安排领班时不可能假装不知道。若任何判断都要员工同意，公司无法负责服务。

周莲列席自己的事项。她说：“可以看我真正缺过几次。不能看一张黄表，就替两次换班编成家里有事。”

严陆点头：“这就是执行错误。”

“表为什么把批准换班和缺岗放一起？”

严凤回答，旧模型设计不够精细，已经删除。

周莲问：“如果没被发现，你们会删吗？”

没有人能回答。

董事会的职责不是预言自己若未被发现会怎样。可这句话把会议从“现已纠正”拉回一个事实：正规审批、权限和日志没有自动发现错误，是周莲偶然看见待碎纸箱，阮秋又追问四家公司，才让系统停。

梁仲平提出责任结论草案。

他写：资料最初收集多数有合法与业务基础；稳定性模型使用范围超出原保护目的，说明与员工同意不足；跨项目全表共享不符合最小必要；部分经理以模型输出替代个别判断，对二十七人造成机会或收入影响；董事会宽泛授权和运营委员会选择第三方案共同构成治理责任。

红姨读完问：“谁的责任？”

“公司。”

“公司是谁？”

梁仲平列董事会、运营委员会、人力部、项目经理不同层级，建议不把全部过错归个人，仍对具体失职分别处理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不写我。

“董事会包括你。”

“员工看不见董事会里谁签。”

梁仲平说责任报告附签名与票，不必在结论里只突出董事长。若只写我，其他有票的人反而消失。

这是他那天最公平的一句话。

我在草案下另加个人说明，不替董事会结论。我签过宽泛授权，发现颜色后又只暂停展示，没有确认后台建议，属于未完成整改。赵坤与严陆在第一次暂停时支持保留替班参考，也各自写立场。严凤承担模型推荐和用途说明不足；项目经理承担具体使用。没有人用“大局决定”把自己挪出图。

真正争执发生在未来用途。

严陆希望保留三类分析：工时与超时、岗位资格、经员工告知的历史实际缺岗。红姨同意前两类，反对第三类进入任何排序。她认为缺岗原因差异太大，批准病假、公司培训、交通中断和无故不来不能变成同一数字。

严凤提出按原因分类，只把未批准缺岗和未按约定到岗计入；病假与批准换班不计。员工代表问，谁判断批准。一名主管若不批照护假，系统又会把管理决定变成员工风险。

郭玉兰说：“不要做分数。经理看具体记录，写为什么。”

严陆反问：“近五百名员工，每次都看具体记录？”

“决定领班和固定班时看，不是每天排每个班都看。”

“那日常替班呢？”

“看本人申报可用时段、已排工时和资格。”

这正是开放班池的做法。它没有预测谁明天会改变主意，只把今天已经知道的条件列出来。预测精度可能低，却少替个人未来下结论。

严陆要求投票。他认为会议已经拖一个月，不能再由员工观察无限否决日常系统。

周萍核章程。涉及员工保护资料的新用途，董事会通过后仍需员工观察组确认用途范围。不是红姨一人说了算，观察组由五名不同项目员工代表组成；他们可以拒绝超出告知范围，却不能否决工时与资格等劳动必需处理。

董事会先投。

方案甲保留分类缺岗分析，五票赞成，我、黎真反对。按普通事项已通过。接着员工观察组单独表决：工时、资格和本人申报可用时段五票同意；分类缺岗用于日常排序一票同意、四票反对；用于具体晋升或安全敏感岗位的个别审查，三票同意、两票反对，条件是告知员工、给解释与更正机会，不产生自动分数。

严陆很不满。

“五名员工能改七名董事的决议？”

律师说：“不是改全部。他们按章程只不同意一项资料用途。董事会可以提出新方案，也可以修改章程，但修改涉及同一保护条款时仍有更高门槛。”

“公司谁负责？”

“董事会负责经营，也对自己承诺过的边界负责。”我回答。

严陆看我：“你这是把管理权交出去。”